陈为军(右一)出生于1969年，1994年开始创作纪录片，他的《好死不如赖活着》《请为我投票》《出路》等作品多次获得国际大奖。（受访者供图/图）

陈为军瘦了一点儿。他在国外养病，没能回来，只能一小段视频，和观众打招呼。他不愿意外界关注他的病情，但又清楚地知道，纪录片是再也拍不动了，眼下这一部就是他的收官之作了。他是来道别的——“……喜欢我片子的朋友，我们就在此别过。”

纪录片《城市梦》上映当天，全北京的排片数量是0。陈为军对好多事都无所谓，包括公映、发行，拍摄已经投了六百万，他觉得没必要再多花钱。但他的制片人戴年文不服气，“凭什么？这样一个导演。连个电影的标签都不给它打上，我接受不了。我一定要做。”

戴年文第一次见陈为军，就觉得他“特别不像个导演”，长相憨厚，人很实在。两个中年人一见如故，“他那个样子不像个艺术家”。执行导演张小晗形容他“特别土”，她在一次提案会上见到担任评委的陈为军，其他评委能感觉到是“一个老师”，但是到了陈老师，“我感觉像一个大爷。非常不一样，一点都不端着”。

陈为军当时已是知名的纪录片导演，《好死不如赖活着》和《出路》两次获得被视为电视界普利策奖的皮博迪奖，《请为我投票》入围过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。陈晓卿评价他，“中国只有一个纪录片导演能够融入世界的生产链条当中，就是陈为军。”

如果看过陈为军的纪录片，会好奇他怎么拍到如此激烈极致的现实——《好死不如赖活着》里艾滋病患者一步步走向死亡，《生门》拍的是产房里的血肉模糊、生死有命。《城市梦》依然如此，小贩和斗智斗勇，一度赤身肉搏、呼天抢地。

如果见过陈为军本人，又会恍然大悟。“他的人跟他的片子很像你知道吗？他说话特别直，很不会拐弯。”张小晗起初更欣赏《归途列车》那样的纪录片，它的导演范立欣曾是陈为军的剪辑师，她觉得范立欣更讲究艺术性，而陈为军的作品和其人很像，“更野蛮一点，更粗暴一点，整个画面非常直接，给人的感觉很强烈。”

电影学者王小鲁形容陈为军的作品“很有爆发力，能量很大”。早年在《好死不如赖活着》里，陈为军不加回避地拍下了艾滋病人雷妹濒死前的画面，苍蝇停留在她脸上。这个镜头当时引发了伦理争议，王小鲁也是批评者之一。“最早我对他的片子有一点不舒服，觉得这样有点残酷，有些地方你会很难受。”王小鲁对南方周末记者说，“但是后来我又看完他另外几部片子，我发现这就是他的特色。他拍摄的时候就是毫无掩饰、赤裸裸地去揭示。”

2003年，陈为军在武汉电视台工作之余，前往河南文楼村拍摄艾滋病患者马深义一家。村里给检举出一个记者的人奖励50元，陈为军每次要从县城步行一小时，偷偷从玉米田里穿进去，把摄像机装在化肥袋里，伪装成农民。他被抓住三次，挨了训，写了保证书，被押送上回武汉的火车。他把拍好的带子藏在肥皂盒里，托人带了出去。

雷妹临死前，陈为军有好几次想关掉摄像机，“但我说服自己，本来进来的人就很少，好容易我进来了，我有责任把她记录下来让更多人看到，如果我不记录下来，她就在那里默默地死去，永远都没有人知道她是这样度过生命里最后一段日子。”

陈为军1994年开始创作纪录片，与他同代的一批独立纪录片人留下了中国社会的真实影像。那是纪录片的黄金年代，摇晃的镜头、粗糙的技术、残酷的底层社会，构成了鲜明的时代风格。“这个风格有一种集体性，也有一种时代感，是从1990年代后半期，首先从中国的电视里逐渐定型下来的一种纪实风格。陈为军导演的这个风格，是大家集体努力的一部分。”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
这批纪录片创作者而今已过中年，陈为军的好友、纪录片导演周浩经常说，十个人有好点子，最后拍出来的只有一个人，而十年后还在继续拍的，可能又要打对折了。

陈为军二十年后还在接着拍。尽管身处病榻，《城市梦》用了两年剪辑，又花了两年等到公映许可证，“所有想说的都在这个片子里”。

《请为我投票》围绕三名小学生竞争班长一职展开。该片获2008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长片提名。（资料图/图）

“拍不到真实的内心，完全没有意义”

70岁的王天成是武汉鲁磨路上“大名鼎鼎”的钉子户。他有脑梗，妻子癌症晚期，儿子右手残疾——这样的一家人围着报刊亭支起水果摊，和缠斗了十四年。第一天拍摄，王天成说着说着忽然激动起来，撕碎了开出的罚单，冲上来抱住摄影机不让走。摄影师程春霖吓得够呛，却也感到兴奋——这种时候，人是完全不加掩饰的，“是一个很真的状态”。

虽然答应了跟拍，但王天成的态度反反复复，担心被当成出头鸟招惹了，中途突然反悔，陈为军反复劝说。“纪录片导演最难的是跟人沟通，他就是能和人聊、做思想工作，到最后敞开了。”戴年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
剪辑师于晓川记得《生门》里有一位吸毒的孕妇，谁劝都刀枪不入，陈为军直接把她说哭了。“她吸毒，老公也吸毒，吃药对孩子有影响。他不是说服，是对她表示理解和安慰。”于晓川对南方周末记者说，无论拍摄对象是否信任导演，故事都能拍完，但状态会完全不同，“不然她总是戒备，总是隔着一层”。

《生门》刚剪出来，戴年文嫌情节不够起伏，陈为军让剪辑师按照他的设想试一版，剪了一天后，戴年文服了。那些他认为没用的人物状态、对话都删去后，“我自己都不爱看，为什么？假了”。

到了《城市梦》里，他们面对的王天成，则是一个让人有点怵的对象。他情绪激烈，随时会大喊大叫，脱掉上衣躺倒在马路中央，高喊着：“我要活！我要生存！我要治病！”跟拍时间长了，镜头也默默记录下夜幕降临后，他为老伴煎药，对捡来的流浪狗说，“我儿子没伴，你去陪他。”

“老头天天在这儿打闹，你要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干，强悍背后的柔软，柔软背后的坚强，这是人性。”戴年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，“看这个片子之所以会感动，不是因为他张牙舞爪，也不是因为他悲悲切切，而是因为他真实。”

陈为军曾说，做纪录片最重要的是三观。“今天你来拍我，我凭什么打开内心给你看？这就在于你要达成一个平等交流的信任，三观不正的话，要么高高在上，要么低三下四，很难用真心换取别人的真心，如果纪录片最后拍不到别人真实的内心，这个片子完全没有意义。”

时任武汉市委主任干小明同意了拍摄，陈为军的原则是如实呈现，但对方无权干涉内容。“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之间是平等的，就像我们跟老王一样，不是俯视也不是仰视，大家都是平视的角度。”戴年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，“如果我们拍摄的态度是，我来替你说好话，那还是不对。”

为了清理王天成的摊子，想尽了方法，他们派人在旁边发传单卧底，暗中记下王家的经营收入。结果王天成一眼识破，把卧底小伙揍哭了。在一次冲突里，王天成打了中队长胡毅峰耳光，路人都看不下去，胡队长忍了下来，“我年轻，我扛得住”。们叹气，“他们是生活的弱者，我们是工作的弱者。”

“是这个体系里面的一个末端，他们承受了这一切，矛盾全浓缩在这个职业里。”王小鲁认为，陈为军的作品呈现了“整个社会的体系性矛盾”。

双方最终和解。武汉为王天成在其他位置安排了新亭棚，王天成一家人继续留在武汉，小孙女顺利考上中专。陈为军对主创团队说，“中国的任何问题，到最后都会归结到孩子身上，在孩子身上和解。因为我这一代人怎么着无所谓，只要我的孩子怎么样，其实就是一种希望和未来。”

但于晓川仍然认为王天成面对着两难的处境。“看上去是大团圆的结局，其实是无解的事情，就是没辙。”

《城市梦》的主人公七旬老人王天成是武汉鲁磨路上“大名鼎鼎”的钉子户，他患有脑梗，妻儿各自生病和残疾，一家人围着报刊亭支起水果摊，和缠斗了十四年。（受访者供图/图）

“我再也不想拍了”

陈为军拍片的方法是死磕，《城市梦》用六百多小时素材剪出102分钟的电影，《生门》拍了五十多组人物，电影里最终只呈现四五个。“可能我们拍了无数的人，有的完全没有价值，但是这个就是你付出的努力，这是创作过程，不可能先知先觉百发百中。”监制陈梁说。

很多纪录片宣称跟拍了数年，其实只是断续地拍摄了某些特殊时刻。陈为军拍片通常一年起步，每天从早拍到晚。人们以为扛摄像机很辛苦，程春霖说那是“最轻松的”。最累的是时刻关注拍摄对象的行动，脑中不断地分析判断，“每时每刻你的脑袋都在转，会让你有一种额外的疲惫感。”

拍《生门》的时候，程春霖和摄影师赵骅在医院招待所住了一整年，陈为军晚上来和他们吃饭，喝苞谷酒，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才能放松。陈为军经常对他们说，自己的梦想是早点退休，找一个纯体力活，什么都不想。

他曾领着团队参与一档明星探险类真人秀，在贵州的原始丛林里待了四十多天，在危险的地貌和恶劣的天气下拍摄，但对他们来说仍然太轻松了。“这就是我们向往的体力劳动。”程春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
“很多时候不想做下去完全是因为内心的煎熬，当我目睹一些场景，我会不忍心往下拍了。”剪完《好死不如赖活着》，陈为军放声大哭了一场。“每个项目做完以后都刻骨铭心，把自己整得死去活来，都很难。”

程春霖发现，每一部片子拍到最后，陈为军都会说，“终于拍完了，我再也不想拍了”。歇了一两个月，他又会说，“有好东西了，我们再拍”。

《城市梦》收到修改意见，要删去一些台词，改了太多次后，戴年文有时剪得伤心，觉得实在可惜，陈为军反过来劝慰他，“这句话如果当时他没说呢？这个东西就不能较那个劲。”

“别人都是导演生气，制片人说不行，为了利益（要妥协），你这倒好，整个反过来了。”戴年文想通了，“咱们就说你较劲较到最后，不公映了？得失之间，哪个更重要？哪怕这个电影里面有一句台词留下来，也比一句都没有了强。”

于晓川和很多年轻导演合作过，发现他们很容易对剪辑的细节较劲，但陈为军相反，永远把握大局，他常说，“细节是垒不起一座大厦的”。

陈为军的大局很明确——关注“终极命题”，作品让更多人看到。他曾参与国际非营利组织STEPS给出的“为什么”和“为什么贫穷”主题拍摄。《请投我一票》用一个小学班级里班长竞选的故事讲；《出路》聚焦教育产业化，反思贫穷背后的系统性成因。

他关心全人类共通的经验和情感，例如生老病死。“每个导演想的是跨越所有的文化背景，片子出来后不仅仅对某个群体有指导意义，还要对整个人类有贡献，对不同的人种、不同的文化群体都有刺激，会走得很远。”

陈为军并不欣赏过于个人化的独立纪录片。他经常举例，独立纪录片里会有一个人挑着水桶去黄河边打水，咯吱咯吱走上个十分钟，结果什么也没发生，把水一打又回来了，又走了十分钟。“在他们的认识里，独立很可能就是不顾及他人地自说自话。”陈为军曾说，“他们不懂独立是指不依附于任何势力或者任何人。”

王小鲁把陈为军称作“记者型导演”。“他不是追求做艺术家，他是要把社会现实完整地展现出来，他真的发挥了作为记者的最原初的那种道义精神。”

《好死不如赖活着》记录了河南文楼村一个艾滋病家庭的悲伤故事。该片曾获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、英国国家最佳纪录片奖等奖项。（资料图/图）

真实还是不是刚需？

2013年，戴年文挣了点钱，打算投资纪录片，经旁人引荐了很多纪录片导演，“乱扔了很多钱”。他老听人引用一句话：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，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。戴年文想，“既然是刚需，哪有不挣钱的道理呢？”

陈为军也不服这个劲儿，他的理论很朴实：片子好，自然就会有人看。他追求有张力的故事，容易传播。认识陈为军以后，戴年文把他先前的作品都看了，他最喜欢《请投我一票》，因为它轻松幽默，“人们一说纪录片，使劲往苦大仇深上去，你不深思你都不好意思。我觉得《投票》把一个大话题举重若轻，最有意思。”

于是他们尝试做纪录电影，把纪录片送进院线公映，还要做成系列剧——像美剧和真人秀一样好看的纪录剧。陈为军说，“还是想改良一下这个土壤”。

《生门》是陈为军第一部公映作品，票房仅有157万元，好在网络播映很成功，实现了盈利。“我们是想做成这个来告诉所有的纪录片人，因为只有大家觉得有利可图，或者至少能运转回来的情况下，所有人才能增加信心。”戴年文说。

钱对于独立纪录片人来说一直是个问题。“拍独立的片子确实是挺苦的，没有钱，整个周期非常长，投入跟产出是不成正比的，你要把它当成一种职业的话，可能很难坚持那么多年。”张小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
王小鲁认识一些1990年始创作的独立纪录片人，很多都已达到“极限”，有的在家带孩子，有的筹谋生计，不再有年轻时拿着机器就出去拍的精力了。随着这些年独立影展的减少，即便还在创作的人，“那种集体出场的机会少了，很难整合了”。

“当然有一些比较决绝的人还在创作，他们有的人婚也不结继续拍东西。”王小鲁说，“这些人活着活着就活成传奇了。”

王小鲁发现，上一代导演有人十几年拍一部电影，电影的形式其实很朴素，没有用很多的技巧，看重的是内容。现在年轻导演的作品往往形式大于内容，不再像上一代电影人那样苦苦追寻沉重的现实意义。

戴年文总想起那个家庭相册的比喻，他对身边的纪录片人说，“一个家缸里没粮，他心里要慌，一个家里没有相册，他有遗憾，他可不会活不了。你既然认为纪录片是相册，你就要理解它有时候被忽视。”

但时代又变了，底色粗粝的纪实影像被其他领域更为精致的创作美学、趣味裹挟。戴年文恍然发现如今的问题是：“我长得那么难看，我弄个相册干啥？我需要的是美颜相机。”

王小鲁认为，中国独立纪录片在全世界都很独特，它们不应该被边缘化。“包括陈为军的这种作品，当然不应该边缘化。”王小鲁对南方周末记者说，“它不应该是边缘的、一小撮人的坚持和理想，它应该是一个价值的基石。”

《城市梦》的宣发团队从电影里挑出十句台词，分别制作成文化衫。戴年文挑出一件在首映式上穿好，上面写着“我年轻，我扛得住”。团队的年轻人问他为什么选这件，他解释，他老了，这是鼓励自己用的。

实际上，戴年文是为陈为军选的，他们之间已不用多言。“……就是说，我们路还很长。不做片子也扛住，或者扛过来了再一起做片子，都是我希望的事情。”